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微观层次的理论，适用于分析高职院校作为理性个体所作的制度选择和变迁；历史制度主义主要属于中观层次的理论，适宜分析高职院校统一适用的教育制度流变及其影响；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属于宏观层面的理论，适合分析高职院校作为一个独立的高教类型所处的文化背景及其组织场域。鉴于三种新制度主义理论各有自己适用的层次和范围，笔者对它们进行整合，力图提出一个以历史制度主义为主轴、吸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各自核心观点的综合性分析框架，用以分析我国高职院校的制度变迁及其未来的发展理路。

　　二、高职教育政策变迁的新制度主义整合分析

　　（一）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逻辑

　　按照教育部出台高职教育政策的时间节点为主要依据，高职院校从产生至今，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9～2005年，高职教育的产生和规模发展阶段。该阶段国家鼓励采用“三改一补”的办法发展高职教育。1999年1月教育部、原国家计委共同发布《关于印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教发［1999］2号），高职教育开始蓬勃发展。2000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教高［2000］2号），明确了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04］16号），通过组织实施全国范围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推动了高职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阶段，2006～2010年，高职教育的质量提升阶段。2006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提出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高职院校发展进入以教学质量作为发展重点的转型时期。2006年11月教育部和财政部启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先后分别支持100所高职院校重点建设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和100所高职院校重点建设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引领和带动全国高职院校的深化改革，提升我国高职教育的整体水平。2008年4月，《教育部关于印发〈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的通知》（教高［2008］5号）提出调整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指标体系，改变评估办法，逐步形成以学校为核心、教育行政部门为引导、社会参与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第三阶段，2011年至今，高职教育的能力提升阶段。2011年9月，《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提出高职院校必须服务经济转型，坚定高职教育发展方向，实现高职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为了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通知》（教职成［2011］11号）联合推出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支持高职院校加强专业建设，提升高职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

　　从高职教育的发展模式看，我国在制度建设方面一直努力消除传统的学术型本科教育模式的影响，鼓励探索高职教育突出实践教学的特有模式，经历了从借鉴移植到创新自适的过程。进入21世纪，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教高［2000］2号），奠定了高职院校发展的正式的制度基础。但是，全国千余所高职院校接受同样的办学政策指导，发展状态却各不相同。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解，在宏观社会背景相同的情况下，贯穿高职院校发展三个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教育部在每一个阶段所发布的文件成为历史节点，使众多高职院校呈现较为接近的共性发展轨迹。高职院校发展还受到非正式制度及惯例、风俗等因素的影响，使众多高职院校展现各自不同的独特性。历史节点的出现和非正式制度及惯例、风俗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制度发生变迁，凸显了蕴含其中的路径依赖逻辑。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个体理性算计

　　考察世界工业技术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在教育方面的共同特点是一般具有完善的职业教育政策体系和发达的职业教育实施体系，在职业教育实施方面的共同做法是职业学校和用人企业高度协同，合作实施职业教育，共同完成对企业所需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我国基于对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把握，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和工学结合育人模式。但是，我国校企合作状况和效果不尽如人意，高职教育在校企合作方面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决策主体基于对自身资源禀赋与所处市场竞争态势的相关性分析及可采用的各种应对策略所需资源及其后果的比较，经过对自身的利害得失的精细算计，遵循个体的理性逻辑选择相应的制度。如此做出的制度选择贴近个体的实际情况，其对个体所施加的规定性和强制性，压缩了个体有限的制度转换空间。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在于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对企业的经济杠杆约束没有突破性变革的前提下，职业教育活动各方主体，包括高职院校和企业，对各自的发展都基于个体理性进行算计，选择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没有进行自我调整以求二者的兼容。企业的利益在于人才和技术，高职院校的利益在于人才出口和培养成本，二者切合点在于人才，各自的立场有冲突和合作，关键是如何使利益最大化。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短期利益追求，加上政府政策不到位和市场不健全，使校企合作难以推进。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宏大文化背景